生态公民论的论文

论文 时间:2019-11-26 我要投稿

生态公民论的论文

  摘 要:生态公民理论是20世纪末情况政治学、情况哲学和情况伦理学研究的一个新兴话题。笔者首先简要介绍了斯廷博根和多布森的生态公民理论,继而从生态文明视野的角度论述了生态公民的四个重要特征:生态公民是具有情况人权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

生态公民论的论文

  要害词:公民身份;生态公民;生态文明;世界主义

  Abstrac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theory has become a branch of the study of environmental politics, environmentalphilosophy and environmental ethics since the end of 1990s. This paper first introduces the ecological ヽitizenship theories articulated by Bart van Steenbergen and Andrew Dobson, and then expound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our important features of it. The author argues that ecological citizenship is the citizenship with awareness of environmental human rights, virtue and responsibility, cosmopolitism, and ecology.

  Key words: citizenship; ecological citizenship;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smopolitism

  一、公民身份理论的兴起

  加拿大学者金里卡和诺曼曾指出,20世纪70年代,政治哲学最重要的话题是社会正义,80年代讨论较多的是社群与社群成员身份,而90年代政治理论的焦点则是公民和公民身份。[1]英国学者斯廷博根也认为,公民、公民权利与公民身份问题是20世纪90年代西方学术界的热点话题,越来越多的社会难题和问题,如贫困、族群认同、跨国移民、女性问题以及情况问题等,似乎都可以通过公民身份的视角富有成效地加以分析。[2]1西方学术界的这种研究气氛也蔓延到了情况政治、情况哲学与情况伦理学领域。生态公民问题逐渐成为这些领域的一个重要话题。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一系列从生态公民理论角度探讨情况掩护问题的论文和著作相继发表和出书,成为情况政治学、情况哲学和情况伦理学领域的重要学术景观。①

  斯廷博根于1994年发表的“迈向全球生态公民身份”是较早探讨如何理解生态公民之意涵的重要文献之一。在该文中,斯廷博根分析了理解生态公民看法的三种模式。

  第一种模式是扩展自由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认为,公民身份问题主要是一个权利享有者资格的问题。凭据自由主义公民理论的这一逻辑,我们可以把权利享有者的规模从今世人扩展到子女人以及动物。例如,美国哲学家汤姆雷根就认为,动物(至少是高等哺乳动物)和人一样,也是生命的主体,是内在价值的拥有者,因而,它们和人一样,也是基本权利(即获得尊重的权利)的拥有者。把权利拥有者的规模从今世人扩展到未来子女,这是权利扩展运动的又一个乐成规范。但是,把权利拥有者的规模从人类扩展到动物和非人类存在物,超出了正统的自由主义理论的应用规模,因而引起了广泛的争议。“我们如何能够以及应该在这方面走多远,这将仍然是一个庞大的问题。”[2]167

  第二种模式是扩展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认为,公民身份不仅仅是一个权利和资格问题,同时也是一个关于公民的美德、责任和义务的问题;公民的首要特征是对配合体的认同、忠诚、责任与义务。凭据共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生态公民身份意味着这种责任向自然世界的延伸。”[2]167共和主义的生态公民理论强调扩展责任规模的重要性;它要求人类把自身视为自然生态系统的一个有机组成部门,并以卖力任的态度积极加入自然的进化。

  第三种模式是扩展世界主义的公民身份理论。从某种意义上说,世界主义的生态公民身份理论是自由主义公民身份理论与共和主义公民身份理论的综合,既关注生态公民的权利与责任,更强调生态公民身份的全球维度。斯廷博根认为,目前主要存在着两种类型的全球生态公民。第一种是作为全球革新者的生态公民。这种生态公民强调情况问题的全球维度,认可传统的民族国家体制的局限性,并认识到全球相助与联合国体制对于解决全球情况问题的重要性。因而他们主张革新现有的国际关系,增强并改善联合国在解决全球事务方面的功效与职能。全球革新者把可连续性和可连续增长作为中心目标,认为通过技术创新和治理创新就能解决全球情况问题。因而,作为全球革新者的生态公民具有明显的技术乐观主义特征。第二种类型的生态公民是地球公民。如果说全球革新者关注的是对全球情况的治理与控制,那么,地球公民关注的则是对地球的眷注和关爱。地球公民强调地球作为养育者、作为栖息地、作为生命之根、作为生活世界的重要性。地球公民是对地球充满谢谢之情和责任意识的公民。在斯廷博根看来,扩展权利主体规模的模式“是否富有成效是值得怀疑的”,而扩展责任规模的模式似乎是更富有成效的。扩展责任规模的生态公民模式试图在加入的基础上与自然建设一种新型的关系,但是单纯的责任扩展模式也是不充实的,只有把以加入为焦点的责任看法与强调眷注地球的地球公民看法结合起来,我们才气真正建构起一种“切实可行”的生态公民理论。[2]173

  英国学者多布森教授的《公民与情况》是迄今最为系统地探讨生态公民理论的学术专著。该书的“导论”说明了研究生态公民理论的须要性和现实意义。第一章“走向后世界主义”,从全球化的非对称性影响出发,分析了“对话型世界主义”和“分配型世界主义”的局限,并指出了走向后世界主义的须要性。第二章“公民身份的三种类型”,分析和说明了自由主义、公民共和主义与后世界主义的公民理论的主要特征(表1)。第三章“生态公民”,详细论述了多布森教授所理解的“后世界主义生态公民理论”的具体内容。第四章“自由社会的情况可连续性”,探讨了以可连续生长为焦点的情况价值观与自由主义的中立性是否相容的问题。第五章“公民、教育与情况”,从自由主义角度为英国政府把“生态公民教育”纳入普通高中必修课程的政策进行了辩护和说明。

  多布森所理解的生态公民是后世界主义公民的规范。生态公民理论拥有后世界主义公民理论的所有特征。首先,它强调责任而非权利,而且,这些责任不是互惠性的。因而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与自由主义公民理论和公民共和主义公民理论所理解的责任迥然有别。后两者所理解的责任主要是以契约为基础的互惠性的责任。其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岂论是在公共生活领域照旧在私人生活领域,人们都应遵循某些公共的道德规范,因为人们在私人领域的行为(如家庭的消费模式与小我私家的生活习惯)会对公共领域发生影响。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则认为,公共的道德规范只适用于公共领域,不适用于私人领域。再次,生态公民理论认为,美德是公民身份的焦点组成要素。自由主义的公民理论只要求公民遵守执法,认为美德对于自由社会来说是可有可无的工具。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虽然强调美德的重要性,但它所理解的美德主要是古希腊人所理解的美德,例如勇敢、正直、节制、对政治配合体的忠诚等。这些美德与军事运动有一定的联系,具有明显的阳刚特征;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美德主要是公共领域的美德。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美德(如公正、眷注、同情等)既包罗公共领域的美德也包罗私人领域的美德;这些美德是阴柔性的,与军事运动无关。最后,自由主义与公民共和主义的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主要是特定政治配合体的成员,生态公民理论所理解的公民则是逾越了国家界限的所有人。由于其他的生态公民与我们自己并纷歧定生活在同一个政治配合体中,因而生态公民是由陌生人组成的公民。作为生态公民,“我们不仅对相互是陌生的,而且对相互的生活所在以及生活年代都是陌生的”[3]106。因此,生态公民是世界公民。

  《公民与情况》一书的另一奇特之处是,凭据“生态足印”(ecological footprint)看法来理解生态公民之责任和义务的具体内容。生态足印指的是我们在满足自己的物质需求时所消耗的生态空间(ecological space)。生态空间既包罗我们所消耗的物质产物的数量,也包罗需要用来吸收废物的自然空间的数量。我们可以凭据可连续生长的目标宁静平分配的原则来确定每一小我私家或配合体可以正当享有的生态空间的总量。每一小我私家都有权利拥有足够的、与他人同等的生态空间。多布森认为,从全球规模的角度看,生态空间的分配是不平等的;人们留下的生态足印也是有差异的,因而,生态公民所负有的生态义务也是有差异的。“只有这样一些人才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他们以这样一种方式占有了生态空间,以致故障或损害了现在和未来的其他人追求他们的重要目标的能力。”[3]120由于一小我私家留下的生态足印会影响到其国界之外的其他人和未来的人们,因而,一小我私家对其他国家的人和未来的人都负有道德义务。多布森指出,生态公民的义务不是对称的。“如果我的生态空间凌驾了可连续的规模,那么,我的义务就是淘汰我的生态空间。要求某个在生态空间方面处于赤字状态的人也相应地淘汰他的生态空间,这是谬妄的。”[9]120-121同样,生态公民的义务也不是无限的。“生态公民之负有生态公民的义务,乃是由于生态空间的不公正分配。一旦这种不公正的分配获得校正,生态公民的义务也就停止了。”[10]121要具体地测算宁静等地分配每一小我私家可以正当地拥有生态空间的数量,虽然具有一

  定的操作难度,但是生态空间的看法确实为我们确定生态公民的生态义务提供了一个客观的科学┏叨取*

  二、生态文明视野中的生态公民

  生态文明是一种正在生成和生长的文明范式。它是继工业文明之后,人类文明生长的又一个高级阶段。生态文明最重要的特征是强调人与自然的和谐。生态文明的经济模式是生态经济,这种经济把人类的经济系统视为生态系统的一部门,而不是强行把生态系统纳入人类的经济系统。生态文明的政治结构以普遍人权和全球正义为基础,强调人类整体利益和基本需要之满足的优先性,提倡全球治理和世界主义取向。在生态文明时代,科学技术不再是人类征服自然的工具,而是修复生态系统、实现人与自然协调生长的助手。生态文明的有机自然世界观突显作为整体之自然的内在价值,强调自然是文明的基础;生态文明的伦理体系突现眷注、责任与和谐的价值,提倡理性消费和绿色生活方式。

  这种全新范式的文明不会自发地泛起。它的泛起离不开那些具有强烈责任感和生态文明意识的`现代公民的自觉追求。具有生态文明意识且积极致力于生态文明之建设的现代公民就是生态公民。生态公民是建设生态文明的主体基础。只有我们社会中的大多数人都在自己的公民意识中加入生态公民的新元素,并在器物(武艺)、制度和看法层面系统地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生态文明最终才气由理想酿成现实。

  作为生态文明的主体,生态公民具有四个显著特征。

  第一,生态公民是具有情况人权意识的公民。强调小我私家权利的优先性和国家对于小我私家权利的掩护是现代公民意识的本质特征。拥有公民身份即意味着拥有了获得某些基本权利的资格。权利不仅为作为个体的公民提供了自主的空间,还为作为权利主体的小我私家提供了一道掩护性的道德屏障,使得小我私家能够免于他人或国家的干预干与或伤害。掩护公民的基本权利是现代国家的基本职能及其正当性基础。由于现代社会的每一小我私家都是基本权利的正当拥有者,因而,公民的基本权利又被称为普遍人权。人权的规模是逐步扩展的。第一代人权以政治权利为主体,包罗生命权、自由权、工业权和宁静权等;第二代权利以社会、经济和文化权利为主体,包罗福利权、事情权和教育权等;第三代权利以团体权利为主体,包罗生存权、生长权、宁静权与情况权等。凭据对人权扩展历程的这一理解,情况人权是第三代人权的重要内容。

  情况人权是20世纪70年代随着生态情况的恶化日益威胁着人类的康健和生存质量而逐渐被人们所认可的一项新的权利。1970年,在日本东京举行的“公害问题国际座谈会”发表的《东京宣言》,首次建议把“人人享有不损害其康健和福利之情况的权利”作为一种基本人权在执法体系中确定下来。1972年,联合国第一次人类情况聚会会议通过的《人类情况宣言》明确指出:“人类有权在一种能够过有尊严的和福利的生活情况中,享有自由、平等和富足的生活条件的基本权利。”次年,欧洲人权聚会会议制定的《欧洲自然资源人权草案》也将情况权作为新的人权加以确立。1987年,联合国情况与生长委员会提交的《情况掩护与可连续生长的执法原则》再次确认:“全人类对能满足其康健和福利的情况拥有基本的权利。”20世纪90年代后期以来,随着情况意识在全球规模的普遍觉醒,情况人权已经成为一项获得绝大多数人认可的道德共识,并逐渐被落实到有关情况掩护的国际法以及许多国家的宪法和执法中。

  作为一项全新的权利,情况人权主要由实质性的情况人权与法式性的情况人权组成。实质性的情况人权主要包罗两项合理诉求:一是每小我私家都有权利获得能够满足其基本需要的情况善物(如清洁的空气和饮用水、有利于身心康健的居住情况等),二是每小我私家都有权利不遭受危害其生存和基本康健的情况恶物(情况污染、情况风险等)的伤害。法式性的情况人权主要由情况知情权(即知晓情况状况的权利)和情况加入权(即加入情况掩护的权利)两个部门组成。明确认可并积极掩护自己和他人的这些情况人权,是生态公民的首要特征。

  第二,生态公民是具有良好美德和责任意识的公民。生态公民不是只知向他人和国家要求权利的消极公民,也是主动肩负并履行相关义务的积极公民。《人类情况宣言》在肯定人类对满足其基本需求的情况拥有权利的同时,也明确指出,人类“负有掩护和改善这一代和未来的世世代代的情况的庄严责任”。从形式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特界说务有三类:一是遵守已经确立的情况规则,二是推动政府制定的相关情况规则,三是在公共生活与私人生活中主动实践生态文明的各项规范。从其性质上看,生态公民负有的义务具有非契约性(不基于公民之间的利益博弈)、非相互性(对子女的义务不以子女的回报为前提)、差异性(那些对情况损害较大的人负有较多的义务)等特征。

  生态公民照旧具有良好美德的公民。现代社会的情况危机与公民小我私家的行为密不行分。单个地看,公民的许多行为(如高消费)既不违法也不会对情况组成伤害。但是,这些看似无害的行为累积在一起,却导致了资源的枯竭和情况的污染。公民如何约束自己的这类行为,主要取决于公民自身的道德修养。公共领域与私人领域的疏散是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但是,公民在私人领域的生活方式却会对生态情况发生影响。公民的消费方式对商家是否选择资源节约型的生产方式有着重要导向作用。因此,对情况掩护来说,公民的消费美德以及私人领域的其他美德(如节俭)都是至关重要的。此外,政府的环保措施是有限的,环保规则的制定也比力滞后。在这种情况下,公民需要接纳主动行为,积极加入环保事业。这种加入主要有两种方式:一是以志愿者的身份积极加入种种民间环保运动,二是推动政府加速环保立法。无论接纳哪种方式,都离不开美德的支撑。

  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历程中,现代公民不仅需要具备传统公民理论所提倡的守法、宽容、正直、相互尊重、独立、勇敢等“消极美德”,还需具备现代公民理论所提倡的正义感、眷注、同情、团结、忠诚、节俭、自省等“积极美德”。生态公民的这些美德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建设的前提,也是这些制度体系得以良性运行的润滑剂。公民如果不能养成与生态文明相适应的美德,生态文明纵然能够建设起来也难以恒久地保持下去。

  第三,生态公民是具有世界主义意识的世界公民。现代社会的情况问题多数具有全球性质。情况问题的泉源具有全球性。许多国家(特别是弱小的生长中国家)的情况问题都是由不公正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引起的。发达国家的消费取向和外交政策往往对生长中国家的情况状况造成严重的负面影响。情况污染没有国界。任何一个国家都不行能单独依靠自己的力量来应对全球情况恶化所带来的挑战。没有其他国家的配合与协作,单个国家的环保努力不是劳而无功就是事倍功半。因此,全球情况问题的解决必须接纳全球治理的形式。

  全球治理的实现需要以全球意识的觉醒为前提。全球意识的焦点是世界主义。世界主义是一种强调每一小我私家的平等价值、突现对每一小我私家的义务的价值看法。世界主义阻挡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体贴,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西方传统的人类配合体看法,中国传统的大同理想,都是世界主义理念的差异体现形态。(注: 具体参见赵汀阳的《“天下体系”:帝国与世界制度》(《世界哲学》2003年第5期)和赫尔德的《世界主义:看法、现实与不足》(赫尔得、麦克格鲁编的《治理全球化:权力、权威与全球治理》,曹荣湘等译,社会科学文献出书社,2004年出书)。) 20世纪后半叶以来,随着人权运动的深入生长,强调每一小我私家都拥有不行替代的平等的道德价值,强调平等地体贴和尊重每一小我私家,强调优先满足基本需要,逐渐成为全球政治和伦理文化的基本价值取向。国家界限在执法和道德上的重要性开始受到全球公民身份的挑战。国家或民族的界限不再是权利和责任的界限。

  在世界主义看来,不管我们生活在哪个国家,基于我们配合的人性,我们都属于同一小我私家类配合体。成为这个或那个政治配合体的成员,这只是由出生的时间和所在所决定的偶然事实;作为人类的一员而存在,这才是一个更为基本和更为重要的事实。在确定人的价值和尊严时,国家界限并无决定性的道德意义。作为整体的人类才应当是我们认同的首要工具。[4]因此,世界主义强调小我私家之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强调人类成员之间的价值共享、相互尊重、普遍义务、相互体贴和团结相助的重要性。它要求我们把所有的人都看成自己负有义务的同胞来看待,并肩负起作为世界公民所具有的促进人类整体福利的责任。

  生态公民清醒地意识到情况问题的全球性以及生态文明建设的全球维度。他们不再把国家或民族的界限视为权利和责任的界限,而是在世界主义理念的引导下积极地加入全球规模的情况掩护。世界主义阻挡狭隘的民族主义,强调人类之间的团结、平等和相互体贴,突现对全人类的认同和世界公民身份的重要性,提倡全球民主与全球正义。具有世界主义理念的生态公民不仅体贴本国的情况掩护和生态文明建设,而且积极地体贴和维护其他国家之公民的情况人权,自觉地履行自己作为世界公民的义务和责任,一方面积极推动本国政府加入全球规模的情况掩护,一方面直接加入种种全球情况NGO(非政府组织)的环保运动,致力于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

  全球情况掩护运动是全球公民社会建设的一股重要推动力量。我们正在经历的全球化进程是一个不平衡、差池称的进程。政治的全球化往往落后于经济的全球化。资本的全球化给全球情况造成的破坏尚未获得全球政治的有效控制。在这种情况下,增强全球公民社会的建设将有效地弥补全球政治的不足,并对跨国公司不体贴全球情况的行为组成有效的约束。全球消费者手中的钱币是引导跨国公司最重要的“选票”。强大的全球情况NGO是推动和引导各国政府以及跨国公司积极加入全球情况掩护的重要博弈力量。因此,具有世界主义理念之生态公民在全球市场和全球政治博弈中的选择和允许将是全球生态文明建设乐成与否的要害因素。

  第四,生态公民是具有生态意识的公民。健全的生态意识是准确的生态科学知识和正确的生态价值观的统一。生态科学知识是生态意识的科学基础,生态价值观是生态意识的灵魂。只有树立了正确的生态价值观,人们才会有足够的道德动力去接纳行动,自觉地把生态科学知识应用于生态文明建设。生态价值观是现代情况掩护运动的重要发动机和牵引器。

  整体思维和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两个重要特征。整体思维要求人们从整体主义世界观的角度来理解情况问题的庞大性。情况问题不是单纯的技术问题,不能依赖单纯的技术路径。情况问题的解决离不开政治和经济的制度创新,更需要人们的价值观和生活方式的相应厘革。情况问题也不是单纯的情况破坏问题,它与贫困问题、宁静问题、生长问题等密不行分。情况问题与其他社会问题组成了庞大的“问题群”。对于这些问题群,必须接纳综合的治理措施。情况掩护所涉及的也不仅仅是人与自然关系的调整,也涉及今世人之间以及今世人与子女人之间关系的调整。只有同时调整好这三种关系,情况问题才气从基础上获得解决。整体主义世界观还要求我们充实意识到,生态系统是一个有机整体,它的各部门之间保持着庞大的有机联系。人类对生态系统之整体性、变化性与庞大性的认识和了解是有限的。因此,人类在干预自然生态系统时,必须要遵循审慎和风险最小化的原则,要为子女人的选择留下足够的宁静空间。

  尊重自然是现代生态意识的重要内容,也是生态文明的重要价值理念。自然是人类文明的基本。脱离自然的文明是没有前途的文明。人类依赖自然提供的空气、水、土壤和种种动植物资源而生存。现代科技虽然改变了人类对自然的直接依赖水平,但人类的生存离不开自然生态系统的支撑这一基本前提并没有改变。神奇而美丽的自然还能抚慰人类创伤的心灵,提升人类的精神境界,满足人类的求知欲望。对于这样一个养育了人类的自然,现代公民应怀有谢谢和赞美之情。

  尊重自然的基本要求是尊重并维护自然的完整、稳定与美丽。尊重自然的前提是认可人与自然的平等职位,既差池自然顶礼膜拜,也不把自然视为人类的臣民和征服工具,而是把自然看成人类的相助同伴。尊重自然的理念与情况人权并不矛盾。人们对之享有权利的工具不是自然自己,而是自然的部门组成要素以及自然提供的部门“生态服务”。作为整体的自然不是任何人的工业,不属于任何人。因此,对情况人权的强调并不意味着人类是自然的所有者。相反,人类只有尊重自然,掩护了自然的完整、稳定和美丽,情况人权才气最终获得实现。

  总之,具有上述特征的生态公民是生态文明的建设主体,是生态文明的制度体系得以建设并正常运转的前提条件。在建设生态文明的历程中,我们必须要把生态公民的培养看成一项重要的战略任务来加以重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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